过去几年，全球能源前景发生了变化。地缘政治变化、各国民族情绪增长和对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紧迫感引发了富裕国家有关能源政策的争论，催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产业政策组合。
新冠疫情让化石能源价格预测（尤其是对下游市场的预测）变得十分困难。而对于那些石油进口国来说，必须更加重视与传统产油国之间的关系，以避免脆弱的全球石油供应链受到影响。
2022年的俄乌冲突让很多国家的能安全体系受到冲击，也打破了很多国家长久以来安稳的能源供应链体系，对于欧洲尤其如此。它们意识到能源自主和独立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大。
激烈的冲突促使欧洲重新考虑其与俄罗斯能源关系，并迫使美国承认海湾地区在能源市场上持续存在的影响力。
然而，在这场动荡中，海湾地区的产油国们的绝色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些相对缺乏灵活性的伊斯兰国家将经历缓慢的衰落。因为这些国家普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与全球碳中和历程将会让这些国家的收入大幅度减少。而这些国家往往缺乏改革的动力
但这一观点现在并不完全准确了。
海湾国家正在将自己视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推动者。在国内，他们开始推动向清洁能源转型，并为此对一些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对于海湾国家来说，这些行为是对过去50多年历史的重大颠覆。
从传统的产油国转变为清洁能源领导者，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无疑是个诱人的前景。而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在清洁能源领域本就不占据优势，因此对于新的挑战者或者参与者，也不会有所排斥。
更重要的是，海湾国家开始大规模的清洁能源转型，意味着一个巨大市场的开启，这对于全球所有相关企业来说，都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当然，过分乐观显然也是不明智的。海湾国家也并不一定就是清洁能源产业的救世主。无论是在产业实践上，还是在制度上，海湾国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事实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可再生能源多重要，海湾国家还依然强调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行业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这些国家的清洁能源发展对于国家社会经济的贡献、重要程度，都会打上一定的折扣。
这些的清洁能源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权威和收入，这使得它们的模式无法在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成功复制。
世界不能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治理和问责制——分离开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亦或是海湾地区。
石油变革
阿拉伯半岛各国的国内电力生产正在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让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用于出口，而不是作为本国发电的燃料。
就在十年前，迪拜创下了从独立电力生产商手中购买光伏发电的低价记录，为区域清洁能源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如今，沙特阿拉伯耗资330亿美元的核能计划旨在提供大部分新增发电量。沙特还设定了更广泛的目标，到2030年将有50%的电力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一部分来自位于麦加省的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太阳能发电厂，其发电容量为2060兆瓦。
海湾国家希望电力生产的绿色转变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在本国进行投资建设，以便其国家成为零碳产品的出口国。例如阿联酋的目标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清洁能源丰富的工业基地，用于生产碳密集型产品（如铝）；随后创建一个发行债务和金融产品的机制，吸引环保投资者。
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ADNOC的陆上采油设施现在由核能和太阳能供电，显著降低了其碳强度。随着其碳强度降低，ADNOC的一些业务未来价值可能会增加。阿联酋全球铝业计划生产由太阳能和核能供电的“绿色铝”，其首个客户是德国宝马公司。这家豪华轿车生产商将购买由再生材料熔炼、由清洁能源驱动的铝材。
海湾国家不仅吸引了清洁能源的投资，还试图成为发展的参与者。这些国家利用其主权基金积极投资于该地区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在清洁能源投资领域，发展中国家有着巨额的投资缺口。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于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世界每年需要约3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过渡，其中四分之三的投资必须指向世界七大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地区。
海湾国家希望能够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海湾国家通常投资于高增长、高人口的地区。未来除了石油和天然气之外，世界很可能需要更多来自海湾的可再生能源电力。
沙特阿拉伯正在耗资18亿美元修建一条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最终将向埃及输送3000兆瓦的电力。另一条类似的输电线路将于明年开始向伊拉克供应来自海合会国家的电力。
沙特公司ACWA Power，同时也是是该国公共投资基金占比50%的股东，正在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和乌兹别克斯坦开发太阳能发电厂。2022年，阿联酋全资拥有的能源公司Masdar宣布将带头在安哥拉、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
症结所在
就海湾国家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国内项目和国际投资而言，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虽然它们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些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部分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家表示打算在206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排放。然而，截至2020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在这些国家的总装机容量中仅占不到3％。
这些国家中，阿联酋在能源部门多样化方面取得了最大进展，现在约20％的装机容量来自可再生能源。但即使是阿联酋也不太可能实现其目标。
沙特阿拉伯的进展更是要远远落后得多，2022年可再生能源仅占其电力消费的0.05％。而且，海湾国家的净零排放目标仅考虑了国内消费，并没有考虑支撑着它们经济发展的油气出口产生的碳排放情况。
尽管在清洁能源方面有很多宏达的目标，但海湾国家慷慨的对外援助和投资预算能否持续，依然可能会是一个疑问。
世界银行预计，中东地区的人均GDP增长今年和明年将大幅下降。随着通胀率和利率居高不下，政府为新项目提供融资的成本将越来越高，而这些成本将转嫁给消费者。公民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电力、燃料和公共事业费用，这种价格上涨往往会引发不稳定。
目前尚不清楚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能源生产重组是否与新增就业相关。由海湾投资者拥有的新电厂的建设不一定会带来高薪工作、工人保护或改变电力结构。而且，尽管海湾国家目前来看是个慷慨的投资者，但接受海湾投资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总是令人乐观。例如，自2018年以来，海湾国家对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投资对于推动经济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未来影响
海湾国家通过在国内外投资清洁能源，宣称他们推动能源转型与碳中和。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投资回报，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获得利益和影响力。
无论怎样，它们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都是第一位的。当这些利益与气候变化冲突时，海湾国家——就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将首先保护自己的利益。
海湾国家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务实态度是受欢迎的，但也存在真正的危险。这些国家面临着被要求充当发展金融机构甚至人道主义机构的风险，然而它们并不应该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随着整个中东地区越来越依赖于来自海湾产油国家的投资和金融干预，可能会出现一种扭曲的能源转型。由于电力项目的融资时间可能长达30年，因此一个（相对贫困落后）国家的电力生产可能会被强大的集团持久影响。
海湾国家成为清洁能源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他们在发展CCUS技术遏制碳排放方面的努力，是一个值得谨慎乐观的迹象。这些国家在能源供应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们对全球能源需求也有深刻的理解。他们可能越来越愿意在西方国家不愿意投资的地方进行投资。
（本文编译自Foreign Affairs，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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