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走向何方？

今年9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召集各国领导人齐聚纽约，举行其任内的第一界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意在加速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落实《巴黎协定》关于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度甚至1.5度的目标。

当前全球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复苏缓慢、贸易战此起彼伏，金融危机的阴影尚未完全摆脱而新的危机又暗流涌动，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愈演愈烈，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酸化、两极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加速，这些无不预示着当前人类的艰难处境。

处在十字路口的人类社会应作何选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将走向何方，值得我们深度思考并做出关键性选择。

全球气候变化形势空前紧迫

科学研究和争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也更加让我们走向事实的真相，但忙于争论而忽视了眼前的危机将让我们丧失把握机会的能力，错失转危为安的机遇。

从IPCC关于1.5度的特别报告到亚太经社理事会关于气候变化风险灾难的报告，从世界气象组织关于全球温升的警告到世界各国各自的气象监测结果，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表明当前的气候变化形势已经异常严峻，现有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带来更多灾难性的后果，如能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威胁各国的能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丧失将进一步破坏自然平衡，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栖息地将永久性消失，人口聚集区将面临更多的自然灾害，人类的生命健康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海平面上升给小岛国带来生存危机，气候难民将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台风飓风频发重发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将愈发严重。而未来的趋势也在朝着逐步恶化的方向发展，扭转当前和今后气候变化的发展态势已经变得非常困难。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气象学家和气候专家所研究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已经深度演变为一个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变迁、基础设施建设、自然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和安全紧密结合的跨领域多角度的复杂议题，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

而与其相关的政治博弈也早已超越了国界，并在联合国等多边议事平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全球治理层面重要但又带有敏感色彩的话题。

当前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博弈进程也进入了下半场并接近尾声，新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正取代旧有的格局，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在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形势已经显得空前紧迫，如果再不抓住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危机同时也是历史性机遇，彻底扭转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我们面对的只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未来。

加速气候行动时不我待

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的最新评估显示，按照当前各国自主贡献的力度加和尚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制定的2度目标，而且还存在很大差距。如果按照当前的发展模式延续下去，到本世纪末全球温升有可能突破3-4度，或将带来更加灾难性后果。

要想实现《巴黎协定》总目标，需要全球经济深度脱碳，加速能源变革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深度转型、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迈进，落后粗放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向先进智能升级，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也应更加贴近自然回归简朴，从产业发展到生活方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理念和方式渗透进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加速低碳转型的力度和深度，并实现可持续转型。

加速气候行动需要各国进一步提升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努力超额完成各国制定的2020年减排目标，并且更新和扩充2030年前自主贡献目标，制定全经济领域的减排目标并制定落实政策和激励机制，通过政府目标引领带动全社会全行业的行动，制定到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的政策和技术路线图，确保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碳排放中和的目标，并到本世纪末完成2度任务目标。

在这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好透明度问题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政策手段、管理水平、各自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在各国共同迈向2度目标的道路上，需要协调各个相关要素，妥善处理可能存在的分歧，通过行动促进共识，在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除加速减排行动之外，还需要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监测预防以及适应行动，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各国自主贡献内容也需要突出和强化适应行动，降低气候风险的同时需要大幅提升全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强对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的韧性，在城市规划建设、农业发展、水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海洋资源开发、防灾减灾等多个领域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理念和措施，趋利避害，增强适应行动的效果，并且注重低碳减排与适应行动的协同增效。

变革治理体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打造全球气候行动共同体。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里仍旧面临着政治博弈，针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形态之争依然存在，有关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国家集团之间、不同团体之间、不同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信任不足和利益隔阂，自下而上的行动与自上而下的目标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协调顶层设计和底层行动之间的鸿沟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也亟待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来弥补国际、国家、地方以及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以及产业界之间的信息、知识、资金、技术、能力等方面的不对称和失衡。

通过多元化的平台和网络建设，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各个组织机构之间、各个群体和行业之间资源要素的充分流动，给行动者赋能，使之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中坚力量，彼此之间产生协同增效的积极效果，打造全球气候行动共同体，最大化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当前许多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有关政策仍然独立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外，使之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存在不协调甚至冲突，应对气候变化要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全民福祉相融合，既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又要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尤其要与经济政策相融合，借助经济手段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和转型，从而使两者产生正向激励协同增效。

发展中国家应更加注重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引导和激励产业发展向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化，同时也应更加重视对气候变化敏感和脆弱的行业进行引导并加大支持力度，保障基础设施、能源、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筑牢气候安全屏障，根据气候变化情况因势利导发展气候适应性产业，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同时，促进减灾、扶贫、就业，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也是促进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推向纵深。在当前紧迫形势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传播层面，更应该深入到产业发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需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的首创精神，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产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需要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推进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细微之处体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理念和行动。

顶层设计要更加接地气，更加增强与各类社会主体的良性互动，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的系统性提升，而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更加科学合理，更具可操作性和灵活性，并充分体现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政府与各类社会主体的互动与配合需要进一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需要更加注重与行业政策紧密结合，将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更加深入的推向行业底部，促进各个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实现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