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素叠加下的中国能源安全

在气候变化、疫情和战争三重因素影响之下，包括中国在内的能源安全受到了外部环境的一定冲击。

文 | 闫晓卿 贾淯方 鲁刚 于宏源

2022年以来，气候变化、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的复杂系统性危机，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的叠加冲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受冲击的诸多领域中，能源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突出表现在全球能源供应链受阻、能源体系的脆弱性加剧、战略资源价格大幅波动等诸多方面，严重损害世界经济，重创全球治理体系，阻碍了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在部分脆弱国家引发人道主义危机。

三因素叠加：

气候、疫情和俄乌冲突

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长期变量。气候变化不仅可导致能源消费需求因极端天气大幅增加，自然灾害的增加也对能源基础设施带来安全风险。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推动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成为全球主要共识，但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同样加剧全球能源系统的脆弱性。

各国排放目标和行业规范的趋紧导致传统化石燃料供给端受到的抑制远远大于需求侧，主要金融机构将投资转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导致过渡性化石能源产业面临投资不足问题，削弱能源供应体系在短期冲击中的韧性。此外，对生物燃料、太阳能、水电等清洁能源的无序开发可能挤占农业生产资源，对粮食供给产生负面影响。

新冠疫情及其延续性是影响全球能源安全的中期变量。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全球能源、粮食生产供给体系在劳动力短缺、国际供应链受阻和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等因素影响下遭到严重打击，供给能力不足推动国际粮食、能源价格进入上升通道。

在经历了2020年因经济衰退导致的用能需求骤降后，2021年各国经济从抑制状态大幅反弹，导致全球能源消费需求激增，加之一系列极端气候及灾害的叠加影响，导致全球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并一度在多国引发能源供应危机，成为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挑战。为应对全球能源需求激增引发的能源价格暴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提高煤炭产量、增加煤炭发电的做法，导致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快速增长，对全球通向净零排放的路径带来新的挑战。

同时，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各国内部与国家之间经济不平等，大量低收入群体失去生计，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因医疗防疫能力不足、公共债务高企、创汇能力丧失而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从西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发展境遇中便可管窥。

俄乌冲突是影响全球能源体系的即时变量。在全球能源体系已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情况下，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升级进一步引爆全球能源危机，并可能对世界能源供应体系形成长期影响。俄乌两国是全球能源供应市场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其中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出口国和煤炭出口大国。俄乌冲突导致的供应链阻断及俄欧之间围绕能源贸易的制裁与反制措施导致世界能源、粮食等商品价格在短期内飙升。

在能源方面，俄乌冲突爆发后，WTI和布伦特油价于2022年3月8日分别飙升至123.7美元/桶和127.98美元/桶，布伦特油价在5月和6月持续在120美元左右高位徘徊。国际天然气价格同样受到冲击，荷兰TTF天然气期货价格在3月份升至227欧元/兆瓦时后一度回落，但自6月中旬俄“北溪-1”号天然气输气下降后，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开始飙升，并于8月26日达到339欧元/兆瓦时的历史高点。

尽管目前国际油气价格有所回调，但国际原油依然保持在80美元/桶的高价区间。欧洲天然气价格的大幅波动也使同为能源进口方的亚洲天然气现货价格不断高涨。此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绕过制裁的可能采取诸多手段，引发俄罗斯与其他国家能源经贸合作面临二级制裁和长臂管辖的压力，将进一步削弱国际能源体系一体化。

三重危机下的

中国能源安全

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的能源安全受到国际能源体系的深刻影响。虽然中国长期重视本国能源自给能力的建设，力图减轻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但由于国内需求量较大，这种依赖性难以彻底脱离，并使中国能源安全在复杂国际环境下面临显著挑战。

美西方基于战略竞争考量打造排他性小圈子，借俄乌地缘冲突加大对华舆论施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试将中俄进行战略捆绑，要求中国承担责任阻止俄方行动，炒作俄借力中国绕过国际制裁等话题，对中国正常开展的能源国际合作制造压力。美西方借人道主义危机发起粮食舆论战，不仅将当前全球危机完全归因于俄罗斯，甚至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将中国海外能源资源危机进行关联，强行抬高中国的国际责任。

美欧忽视自身与中国在能源基础结构上的差异，片面炒作停止煤炭行业投资议题，试图打造气候俱乐部，施压中国进一步加强气候行动。这些行动不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额外压力，也忽视当前全球能源危机的深层原因，对全球能源安全进一步造成损害。

作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始终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安全福祉的视角理解能源安全问题，在不断增强自身能源体系韧性的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促进基于共同安全逻辑的全球能源安全治理。作为全球经济和人口大国，中国确保自身能源供应的稳定不仅是维护本国人民安全和福祉的必然需要，其本身也是对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贡献。

面对气候、疫情和俄乌复杂挑战叠加冲击，中国需进一步提升能源自给保障能力，拓宽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产和供给应对风险的韧性，促进能源安全。

在能源安全方面，一是促进能源体系多元化。积极提高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发展安全核电，鼓励清洁氢能、生物能等多元能源技术发展，促进各相关方对清洁能源市场参与，降低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推动本土煤炭、油气等化石能源适度产能升级和减碳技术运用，促进短期外部冲击下的能源保障。

二是完善能源供给能力。建设升级国内能源生产、储备、运输体系，推动国内统一电力市场、碳交易市场建设，完善风险预警和动态监控机制，促进能源资源高效配置，并增强能源储备的应急管理和调度能力。

三是积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拓宽能源进口类型和进口渠道，促进油气能源运输通道多元化和跨国电网建设，确保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相关矿产资源及产品的国际供应链，促进能源资源安全。

四是加强风险应对能力。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对气候灾害、网络攻击等威胁的防护能力，建设重点城市应急能源供应体系；加强人民币能源期货交易的国际影响力，对冲国际油价震荡；建立全能源行业的产业链和风险监控系统，对各风险环节提前布局，做到“未雨绸缪”。

中国还需要促进能源-粮食-气候安全的系统治理。当前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的联系性要求改变传统单独治理体系，构建整体治理观。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在粮食的国际管制方面起到了规则制定与桥梁作用，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等为粮食贸易提供了全球规则，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为粮食援助与发展提供了支持。

但是由于机制互动不足，导致无法提供粮食-能源-气候的系统治理。为了与联合国倡导的“协同效应”“不让一个人掉队”等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粮食和能源与在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需要加强国际协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就是系统治理的典范。绿色“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平台不仅为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和国际合作提供支持，也将绿色环保理念进一步融入，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农业、清洁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强调人与自然、国际体系及其内部不同要素的均衡发展，并呈现出多种不同“次均衡”状态共存、共赢和共生，这为粮食、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和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也正成为未来在粮食安全领域开展系统治理的思想基础。

面对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叠加的风险，中国方案当以粮食安全为经，以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等关联议题为纬，构建共同安全网络，开展系统治理，推进全球范围尺度下的企业、社会、政府、地方等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粮食、能源和气候协同治理。

（本文为国网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双循环”发展基调下中国和主要大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评价体系研究》课题成果）